“天生高参”郭化若_中国名人故事_范文先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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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高参”郭化若
  
  冯广宏
  
  旗开得胜:毛泽东点名耍来的参谋
  
  郭化若,原名郭可彬,又名郭俊英,1904年8月出生在福州的一个贫民家中。郭化若自小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但是家境贫寒,供养不起他读书,他只读完高小就辍学了。
  
  1925年秋,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后,郭化若毅然退出国民党,成为共产党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对革命者采取屠杀政策,郭化若退出北伐军回到了福建老家。不久,郭化若接受党组织安排,到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1929年春回到上海。
  
  1929年1月初,蒋介石计划以6个旅约3万人的兵力,由永新、莲花等地,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并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为打破敌人的“会剿”,毛泽东与朱德率部队及时离开井冈山,挥戈南下,转战于赣南闽西之间开辟根据地。
  
  8月2日,郭化若走到龙岩,找到伍中豪率领的红4军第3纵队。然后,在伍中豪的带领下,他来到前委,见到了红4军军长朱德。
  
  朱德说:“第2纵队组建时间不长,那里很缺干部,纵队几次来请求,要前委给他们派得力的参谋去,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今天你来了,这真是可遇不可求,你就先去2纵队当参谋吧!”第二日上午,郭化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经一夜半日的急行军,来到第2纵队。
  
  8月下旬,红4军第2、3两纵队克服困难,由德化向西,一路风尘到达了溪南。29日,部队对占领溪南之敌,发起进攻,消灭敌一个团。随后,朱德命令2、3纵队稍作休息,准备再攻打漳平。
  
  红4军曾经攻打过一次漳平,歼敌一部,并在那休整了8天,因此对漳平一带的地形大致了解。但是,部队撤离后,现在对敌人的兵力、装备、工事一无所知,为做好充分准备,部队派谭根生、蔡连苗两名侦察员,先前往漳平进行侦察。
  
  溪南至漳平40余华里,谭根生、蔡连苗两人用了不到5个小时,就摸清漳平只有敌军一个连的兵力把守。朱德认为这是歼敌的好机会,于是把这项任务交给2纵队。
  
  2纵队的队长叫刘安恭,他受领任务后,召开支队以上干部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刘安恭有些飘飘然地说:“诸位,漳平只有区区敌军一个连的兵力,不经一打呀,这正是我们纵队立功表现的时候啊!”
  
  “消灭一个连的敌人,没什么大不了。”四支队长耿恺说。
  
  “好,那就由你去取了它。”刘安恭轻松地说,“我决定打漳平由耿恺率第四支队去完成,其他各支队做好援助准备。”
  
  会一开完,耿恺就率队出发了。他们走后,一天都没有消息回来,到太阳下山了,他才得知是跑错了方向,战士们劳累一天,无功而返。到了晚上,刘安恭把郭化若叫来,商量下一步行动。
  
  刘安恭说:“这个耿恺真是糊涂,连个漳平都找不到,虽然朱军长没有指责我,可是,这是在给我2纵队丢脸啊!”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考虑了一下,攻打漳平得由你郭参谋指挥才行。”
  
  郭化若一听,就知刘安恭有意看看自己这个参谋的水平如何,于是很爽快地说:“好吧。”
  
  “有没有困难?”刘安恭问。
  
  “我请求给我一门迫击炮。”
  
  “没问题。”
  
  8月31日晨,天空呈浅灰色。西北角上还挂着稀少的几颗星。郭化若带领四支队的战士们出发了。时至中午,部队就悄悄地赶到了漳平城郊的和平镇。
  
  郭化若与耿恺站在一座小山头上,观察地形后,两人准备趁敌人还未察觉前,以北门为突破口,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战斗发起后,敌人的火力凶猛异常,根本不像出发前侦察员所获知的只有一个连兵力的阵势。
  
  善于观察的郭化若认为敌情有变,立即派人抓来俘虏审问,才得知原先谭根生、蔡连苗侦察的情况根本不准确。漳平守敌实际上是暂编第1旅的一个团带一个营,另加一个迫击炮连。按集中兵力的战术要求,应该组织有一个团的兵力攻城,取胜才有把握。
  
  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是进还是撤?在进退维谷之时,耿恺突然对郭化若说:“郭参谋,我们是否请示纵队把部队撤下来?”
  
  “不!战斗已经打响,同志们都冲上去一半了,现在敌人的火力很猛,在这种情况下,若是我们撤下来,就会牺牲更多的同志,情况也会糟糕。你尽快把这里的情况向纵队汇报,我去组织部队战斗。”郭化若果断地说完后,一转身继续指挥部队作战。
  
  在敌强我弱的关键时刻,郭化若意识到,要对付敌人的猛烈火力,只有发挥炮火的威力,以火力制火力。但炮弹有限,因此,必须打准目标。
  
  郭化若把手枪往腰里一插,命令战士们把迫击炮拉到他身旁的制高点,他亲自瞄准敌城内的目标,随着一声“开炮”,“轰”的一声,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敌指挥所的门口,敌团长当场被炸死。敌人失去指挥,顿时成了一盘散沙。
  
  郭化若马上指挥部队乘势杀入城内,结果,全歼守敌,缴获武器装备600余件,其中有4挺重机枪、6门迫击炮及一大批弹药。
  
  朱德知道胜利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夸奖了郭化若一番。郭化若的名声也随之在部队中传开。当晚,红4军前委决定,任命才到部队23天的郭化若为第2纵队参谋长。
  
  漳平之战,以少胜多,也算是我军早期以少取胜的一个战例。
  
  早在郭化若到达红4军之前,红4军失去了毛泽东的领导,部队中思潮很多。由于这时前委实行的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讨论”,各纵队领导都各自为政,争论不休,会议开了三天,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
  
  郭化若心里焦急。他抬起头环视一下,与会人员的脸色都很压抑。这时郭化若还不认识林彪,就问坐在身旁的纵队长朱云卿:“哪位是林彪?”
  
  朱云卿低着头,头也没抬答了一句:“你问林彪?”说罢,朱云卿摇了摇头,侧身对郭化若轻轻地说,“这样的会,林彪是从来不参加的。”
  
  郭化若就建议用折中的办法,由他和彭祜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大家听了他的意见后,一致表示赞同。、随后,彭祜先起草,尔后与郭化若等一起修改,两人写了一封请毛泽东回红4军的信。
  
  1929年11月26日,在朱德、陈毅的邀请下,毛泽东从上杭苏家坡回到汀州,重新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
  
  毛泽东回来后,当天晚上问朱德:“有个叫郭化若的现在在何处?”
  
  “郭化若目前在2纵任参谋长。他的工作不错。”朱德说。
  
  11月28日,前委在汀州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召开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郭化若接到开会的通知后,提前来到会场。
  
  “哈哈,郭化若你来了。”朱德忙拉住郭化若的手,给毛泽东介绍说,“这就是郭化若,黄埔毕业的,从苏联回来就急着要找你。”
  
  毛泽东走过来,伸出双手紧紧握着郭化若的手说:“你就是给我写信的郭化若?好嘛,信写得不错啊,我们红4军又多了一位秀才。”毛泽东又接着说,“以往人们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你在2纵队干得很出色嘛,我看这两句话放在你郭化若身上讲,应该改成郭秀才带兵,又说清理,又打胜仗啊。”
  
  “九大”后不久,前委开会研究人事安排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时,红4军军部正好缺一个参谋处长,对这个人选问题,前委首长都十分重视。红军时期的指挥机关简单,人员精干,军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便是一个指挥班子。所以,选拔机关人员的要求必须要高,特别是参谋处长一职,不仅是司令部作战指挥的具体负责人,一些重要作战文书也要由参谋长拟制,而且他在首长身边工作,掌握着大量的核心机密,位置十分重要。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大家讨论一致同意,由郭化若出任红4军军部参谋处处长。
  
  从此,郭化若跟随在毛泽东身边,开始为毛泽东出谋划策。
  
  悲惨长征:一无所有的“反革命’’
  
  1931年5月,总前委任命郭化若为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11月1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在瑞金叶坪召开。上午8时整,由项英主持,宣布大会开幕。王明的支持者们在会上对毛泽东进行肆无忌惮的批评。
  
  他们指出毛泽东有三大严重错误:一是制定的土地分配政策是“富农路线”;二是战略战术是狭隘经验论、游击主义;三是实行以党治国治政。
  
  会议的最后一天,“三人团”提出取消红一方面军番号和撤销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三个职务。
  
  “党代会怎么开成了好人受气的会?我不同意撤销毛泽东的职务!”在古田会议前,朱德早已对会议有意见,这时忍不住站起来打破沉寂。
  
  “我赞成总司令的意见!”朱德的话音一落,郭化若也大声说。
  
  “朱、毛只能合,不可分!”朱德还气呼呼地补上一句。
  
  朱德和郭化若俩人的建议立即遭到“三入团”反对。其中有一人指着郭化若的鼻子警告他说:“不准你发言,当心你的思想不要极右了。”
  
  会议一直僵持到下午,但最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毛泽东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被安排任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职务。这个职务有名无实,是个空架子。
  
  党代会后,毛泽东不得不离开红军,到后方从事政府工作。郭化若也因为反对毛泽东撤职被调离参谋长之职,到军委二局任局长。
  
  他在军委二局工作了半年多时间,上面又突然通知他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他接到命令时,不由一愣,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1932年6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为总司令,但不设总政委,毛泽东在军内仍然无职,郭化若被调至毛泽东身边,说是当秘书,实际上是“三人团”对他又一次降级。此时,毛泽东几乎无事可做,郭化若做了毛泽东的秘书更是无事可做。
  
  一个月后,郭化若正在看书,王稼祥找他谈话,告诉他已被安排去瑞金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并要他尽快去学校报到。至此,郭化若已被抹掉一切领导职务。
  
  7月底的一天,他来到红军军事学校不久,学校通知他开会。下午2时,主持人宣布开会,有人宣读开除一批人的党籍,第一个名字就是郭化若。
  
  原来,王明等人利用苏联在党内开展清洗“托派”的运动,在中国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肃反扩大化。他们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说郭化若是“托派”,其原因:一是3军团的李匿才师长与郭化若有较好的交情,他们把李匿才定为“托派”杀掉后,从他身上查出了一封郭化若写给他的信。但信的内容纯粹是郭化若和李匿才个人问候与一般交流,与政治问题毫不沾边;二是在红军学校审理“托派”时,有人诬陷郭化若说他也是“托派”。
  
  郭化若才来红军学校几天时间,就在肃反扩大化的运动中,被开除了党籍,并且还定为反革命。毛泽东闻讯找到有关部门,说:“郭化若到红军3年,一直掌握核心机密,硬是一点问题没出,我看他对党很忠诚,不像反革命。”因毛泽东这一句话,郭化若才没有被杀掉,侥幸存了一条性命。
  
  但是,郭化若仍是军校的“重点照顾”对象,王明的代理人还指使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危拱之监视他的一言一行。
  
  危拱之是个有正义感的女同志。她早在莫斯科就与郭化若认识,她了解郭化若,更相信郭化若是负屈受冤。结果,她不但没有向“组织”报告郭化若的“情况”,相反,把王明的代理人迫害“托派”的内幕详细告诉他。王明的代理人知道后,随即对她进行迫害,开除她的党籍。后来,她恢复了党籍,可新中国成立后,她就一病不起,在病床上度过27个春秋,于1972年逝世。
  
  郭化若被开除党籍后,思想一度斗争得很厉害,许多人不愿接触他,可是,红军学校的校长何长工却是爱才如命。他发现郭化若不仅有实战经验,更有军事理论的素养与文化底子,便顶着许多非议,把他当成教学骨干使用,发挥他的特长。
  
  当初郭化若短短几十天就由参谋升为参谋长,被传为美谈,现在8个月内连降三级,连党籍都被取消,这不能不说是个大起大落的悲剧。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转移和退却,进行长征。
  
  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进行整编,组成干部团,团长为陈赓,政委为宋任穷。红军大学在划长征名单时,有人想把郭化若丢在苏区。刚从日本回来的红大训练部部长钟伟剑看到名单时,发现没有郭化若的名字,在会上说:“红大教学力量薄弱,教员短缺,尤其是缺少军事理论方面的人才,而郭化若具备这方面的特长,我们不应把这样的同志留在苏区,而红大需要他们。”
  
  “我同意。”宋任穷表示赞成。
  
  陈赓接过宋任穷的话说:“化若同志对战役、战术很有研究,让他跟随大部队行动,更能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我看可以把他编在团部,担任参谋工作。”
  
  这样郭化若又到了干部团,在团部做参谋工作。
  
  对钟伟剑、陈赓、宋任穷等同志的信任,郭化若充满感激之情。因为在那时,干部团的许多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能敢于站出来为一个开除党籍的人说公道话,很是难能可贵。特别是陈赓同志,还时常关心他,与他谈心。
  
  一天夜晚,陈赓与他交谈时,看他脚上穿的是麻草鞋,麻草边上还沾了一片血渍,奇怪地问:“你的脚是怎么回事?你发的布鞋呢?”
  
  “我的脚后跟正患溃疡,流血水。他们发服装时把我给忘了,我请人做了一双麻草鞋。”
  
  陈赓听后,一双浓眉锁得紧紧的,不满地说:“这些人真是太不像话,我去找他们给你补上。”一
  
  可是,服装早已发完,陈赓去找了个遍也没找到,最后,他愧疚地对郭化若说:“真是对不住你啊!”
  
  这时,郭化若早已受尽了冷落,对陈赓心存感激,但是不想再麻烦他了,赶紧说:“团长,我能顶得住!”
  
  部队在征途中,快要到黎平时,敌人在一个小山头的制高点,凭借火力,阻止红军行进。在上有敌机轰炸,下有国民党重兵追击的情况下,停下来是没有出路的。为尽快消除前面的障碍,陈赓派团部参谋胡平带1个营,前去突击,可是没有成功。干部团领导急得火烧眉毛。
  
  陈赓站在高坡上与宋任穷商量说:“形势紧迫,再派一个最可信的人去。”
  
  “派谁呢?”宋任穷面露难色。
  
  此时,郭化若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他却是“不可靠”的人。陈赓见没有人应声,大声地说:“谁愿意去?”
  
  一阵沉默。
  
  “我去行不行?”半晌,郭化若突然问道。
  
  “完全可以!”陈赓、宋任穷不约而同地说。
  
  转眼间,郭化若带着胡平及1个营,向小山头冲去。
  
  胡平是个新参谋,实战经验不多,敌方机关枪响后,郭化若叫他赶紧卧倒,可他继续前进,一梭子弹射来,他的腿被打了个大洞,只好由人背下山。结果,部队只好由郭化若指挥了。
  
  郭化若观察了一下敌情,然后指挥大家利用地形隐蔽自己,实行迂回战术,他把营分成两个战斗小组,第一组绕到小山头背面,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然后第二组从正面夹击。
  
  果然,第一组从敌背后发起攻击后,敌军吓得不知所措,慌忙逃跑。障碍扫除,目的达到,郭化若随即率队撤回。
  
  这一仗郭化若立了功,原来监视他的跟踪哨从此消失。
  
  部队到达遵义休整时,同志们在总结会上说:“长征全靠两条腿。”可是,郭化若在长征出发的第一天,脚就生病,化脓流血水,加上当时淫雨连绵,道路泥泞,他的腿靠不了。他迈着钻心痛的脚,凭着惊人的毅力,咬紧牙关一跛一拐地前行,直到在遵义休整,陈赓好不容易搞点药才给他治好。
  
  全国解放后,郭化若回首往事,深有感触地说:“长征我只能全靠一颗心。”
  
  4年后,郭化若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还谈起了这件事,意味深长地说:“郭化若那时悲惨呀!”
  
  从瑞金到遵义8000里征途,郭化若凭着一根拐杖,一颗对党的赤胆忠心,挺了过来。
  
  最高评价:“郭化若不亚于我”
  
  到达陕北后,郭化若仍背着“托派”的历史包袱,但是,他以忠诚和勤奋工作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1936年11月29日,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两所随营学校与抗日大学第三科合并,成立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郭化若被任命为教育长。
  
  1937年5月30口上午,郭化若在给学员上战术课做示范时,突然浑身冒汗,两眼发黑,晕倒在地,把学员们都吓坏了,一名略懂急救知识的学员赶紧跑过来,用大拇指压住他的人中穴,并与另一位学员把郭化若抬至树荫下,然后,边按摩边叫人向校长、政委汇报。
  
  不一会儿,周昆和袁国平赶到,见郭化若脸色憔悴,身体虚弱,十分难过地说:“都是累的。”
  
  原来,郭化若担任教育长,一个阶段以来,学校大量艰苦紧张的教学工作,都由他负责。他常常是深夜才睡,五更又起,有时通宵达旦,以致累倒了。
  
  6月1日,两个年轻战士遵照周昆的指示,乔装打扮成山农,去寻找药品,为郭化若治病。事后,虽然药品没找到,但郭化若知道后,对周昆和袁国平的关心很感激。
  
  由于缺医缺药,郭化若的病依旧如故,失眠、头晕、食欲不振,整个人像散了架似的。此时此刻,他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思想汇报信,并请求回延安治病。
  
  数天后,毛泽东给他发来电报,内容是:“你的工作要求与身体情形已经知道了。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与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学习、工作应在不损伤身体的原则下,减少到适当程度。”
  
  郭化若读着这份情真意切、字字饱含深情的电报,不禁潸然泪下,感慨万分。这封情真意切的电报,无论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后来的和平建设时期,郭化若始终把它珍藏在身边。
  
  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遵照军委指示,庆阳步校撤销。郭化若负责善后工作,期间他又给中央党校的负责人张闻天写信反映自己的身体状况,暂不能回部队工作,想改行,进党校学习后,重新分配工作。
  
  几天后,他收到张闻天的来信,信上说:“已向主席报告过,同意你入校学习,但不同意你改行,主席说红军还是需要你的。”
  
  7月8日,他又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步校结束后可来延安。”
  
  7月底,郭化若完成步校撤销工作后,随即动身回延安,到中央党校学习。
  
  8月,郭化若回到延安向组织报到的当天晚上,就开始秉烛夜战,原来去年他到学校任训练处长时,毛主席曾嘱咐他要注意总结军事教育经验。
  
  他反复琢磨思索后,决定从这几年来自己在军事教育实践中经常思考的一些问题着手,全面、系统地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力争向毛主席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一连数天,郭化若把自己关在闷热的窑洞内,大汗淋漓,边思考边撰写,困了就在布凳上打个盹,累了站起来活动一下继续干。写的时间长了,手臂酸疼时,他就抓起放在笔记本旁边的一块石头,使劲地紧握几下,活络手指,使手得到松弛。几天后,材料写好了,他的眼眶充满血丝,人也瘦了一圈。然后,他以书信的方式呈送毛主席。
  
  毛泽东看后,对他的信很重视,对身边的同志说:“这是万言意见书,化若同志写得好,有见地,很有价值!”
  
  9月5日,毛泽东给郭化若来信说:“你暂一星期内勿去党校,帮助把红大教育工作改进一番。尔后你虽去党校学习,仍请你对军事教育作我的‘顾问’,因为你懂得这项,而我是不懂得的。你暂去党校学习,不是解除军事,那天我已对你说了,军事需要你的地方是很多的。”
  
  最后,毛泽东在信中还说:“你的意见书,已批给抗日军政大学负责人罗瑞卿、周子昆、刘亚楼、杨至诚等同志阅看,阅后讨论请你参加。”
  
  从毛泽东给郭化若的信中,可以充分说明一点,毛主席在军事教育方面对他是很赏识的。这大概也就是毛泽东当初不同意他改行的原因。因此,郭化若只好暂时终止了改行的想法。
  
  1937年9月初,郭化若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同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军事秘书。
  
  在党校,他读到了总政印发的毛主席在抗大讲课的哲学记录稿。他如饥似渴地学完后向毛泽东谈体会,毛泽东高兴地说:“大家都跟你这样学习、理解,我就不折本了。”
  
  这时,郭化若在毛泽东身边,边学理论边做宣传抗日战争的工作,他得到毛主席的很多教育。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郭化若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珍惜时间学习的人,达到了“上马杀敌,下马草檄”的程度。他利用作战间隙,阅读了许多哲学著作和政治、军事理论著作,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次进入中央党校系统学习马列著作,使他的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学得愈多,想得愈深,看得更远。他到毛主席身边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后,并不自满于所学的东西,不断刻苦学习,虚心向毛主席请教。
  
  1938年隆冬的一天,一阵阵西北风呼啸’而来,天上不断飘着鹅毛大雪,但杨家岭的窑洞内,却是温暖如春,暖意融融。郭化若去向毛泽东请教哲学上的问题。
  
  “主席,我又有几个哲学问题搞不清楚。”
  
  “化若,天气寒冷,仍不放松学习啊。来,过来坐下烤烤火。”
  
  “主席,我越学习哲学越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
  
  “那是你钻进去了。好啊,学习就应该这样,天底下最愚蠢的问题就是不善于问的问题。只有勤思考、勤分析,把问题搞透彻,才能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在哲学方面,艾思奇同志是个专家,你多去问问他。”说完,毛主席转身从书桌上取过一本书,对郭化若说,“这是我请李达同志寄来的《社会学大纲》,你拿回去认真读两遍。”
  
  “感谢主席的关心。”
  
  “化若,我想找几个人开个哲学座谈会,你算一个,蔡元培也算一个。另外,你再替我去找几个,利用每周三的晚上在我这里进行交流。”
  
  毛泽东用这种方式来组织大家学习哲学,旨在传播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掀起了学习哲学的热潮。
  
  郭化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不仅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对辩证法开始进行研究,而且逐步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明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些实际问题。
  
  抗战初期,他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战术的基本方针》、《日本的速胜论为什么必将失败》等文章。1940年8月,他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军事辩证法”讲演,这是继毛泽东之后,对军事辩证法理论作的进一步阐述。
  
  郭化若在这篇讲演稿中,对战争的本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发展的规律,对战略战术之差别性与同一性,战略的全局性与战术的局部性,战略战术之斗争形式与军队之物质内容的关系,战斗力中的多样矛盾及其利用,时间与空间,攻防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以及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是战略量变到战略质变的斗争过程,在判断情况中辩证方法的应用等问题作了探索。
  
  之后,他又继续对这次讲演进行修改、加工和整理,1941年以《军事辩证法之一斑》为题,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
  
  8年后,他又以《军事辩证法》为书名在上海新群出版社出版论著。这部论著是自毛主席提出军事辩证法的概念之后,最早的一部军事辩证法理论专著。它的出版对于人民军队的军事理论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毛泽东看到这部论著后,赞扬他说:“用唯物辩证法来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
  
  郭化若的军事辩证法的研究,在理论上充实了军事辩证法的内容,使之更具有系统性。他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理论和对比了资产阶级学者、专家的观点,对战争的本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战略战术的辩证法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与论述。
  
  在延安的同志读了郭化若这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书后,说:“郭化若是军队里第一个研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人。”
  
  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中央军委在延安开办了第一期参谋训练队,共有学员130余人。为表重视,毛泽东特派郭化若主授“战略学”课程,并对希望他主授“战略学”课的训练班负责人说:“你们放心,郭化若不亚于我。所谓‘不亚’,就是和我差不多,甚至超过我!” 孙子论文:国民党官员来信索要 在军委工作中,凡是毛泽东起草的文电稿都必须有文件稿,不仅有指示、命令,还有决定、批示等等。在工作中,郭化若是个有心人,他从毛泽东起草的文电稿中汲取了大量营养,获取了许多新知识。同时,他又在抓参谋业务工作中,利用毛泽东起草的文电稿来作范文,组织大家领会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学习毛泽东的写作文风,使参谋人员的办公文书水平与业务工作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在学习中尝到甜头的郭化若突然想:战争年代能够收集到诸如毛泽东起草的高质量的文电稿资料是少而又少,如此宝贵的资料为何不把它装订成册,用来宣传和教学,同时将它完好保存下来,将来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献与资料。
  
  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且对如何保存,又拟制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第二天,他径直来到机要科。大家见郭局长风尘仆仆地赶来,估计又带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要译发。
  
  “王参谋,准备发报!”谢科长大声对王诚说完,转过头来对郭化若说,“局长,王参谋已……”
  
  “慢,今天我没有带毛主席的电报来,不是来叫你们发报的。”郭化若打断谢科长的话。
  
  “怎么?”谢科长奇怪地问。
  
  少顷,郭化若接过魏参谋递过来的杯子,笑吟吟地说:“我来不是为发报,但与毛主席起草的电报稿有关,而且这件事还很重要。你们先看一下我考虑的一个计划设想,然后大家再研究。”他边说,边从包里拿出昨晚拟制好的保存电报稿的方案。
  
  谢科长接过郭化若手中的计划,叫王诚读给大家听。同志们听完后,方知是保存毛主席起草的电报稿的事。
  
  “毛主席的电报稿我们大都烧毁了啊!”魏参谋大声说了一句。
  
  王诚也不无遗憾地说:“这么说来,我们以前把毛主席的电报处理掉,不是一大损失吗?”
  
  “是啊!但是我知道,每月底清点,集中销毁是一贯的做法,不能怪大家。只要从今往后,我们加以好好珍惜,还来得及弥补。”郭化若说,“毛主席的电报稿不仅语言精确,文法正确,而且书法遒劲,气魄宏伟,如此珍贵的东西不保留下来,是我们做机要工作人员的失职,因此我们要改改过去的习惯,把毛主席起草的有关政策、策略方面的电稿永久保存下来。”
  
  他深有感触地说:“同志们不知道,你们是身在‘资料’中不知‘资料’的贵。这两年来,我们为完成毛主席交给的写作任务,风里来,雨里去,跑遍了整个延安城,可是能用的资料寥若晨星,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个急不是一般的急哩,为了能找到一点材料有时要不惜自己的一切。去年,日本飞机轰炸延安,虽说我有所准备,但还是忙中出错。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把一份材料丢在了窑洞,那是好不容易从朋友处借来的,可不能让日本飞机炸毁了。我不顾一切,冒着敌机的轰炸,拼命向窑洞奔跑,到窑洞一看,洞门被堵了一大半,就用手把洞扒开,总算把资料找到。回来后,毛主席见我手上流着血,关切地问我怎么回事,当主席知道后,连连说:‘难得,难得。’当然保存文件要吃苦,责任心要强,是一件光荣而又艰苦的工作。”
  
  “请局长放心,我们一定用生命来保存好毛主席起草的电报稿。”大家听完郭化若的讲述,谢科长代表同志们表了决心。
  
  郭化若高兴地笑着说:“我完全相信大家能够做到。”
  
  以后,他无论调到什么岗位,时时不忘保存毛泽东的文稿之事。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在忻口地区抗击日军的战役失败之后,郭化若改任中央军委参谋部第二局局长。有一次,他给毛泽东送电报,毛泽东边看电报边说:“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花岗岩脑袋,能不打败仗吗?化若同志,你能不能写点古代兵法的文章,宣传点运动战思想。对国民党军的长官,搬古代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郭化若相继写出了《赤壁之战及其对民族抗战的启示》和《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两篇重要论文,宣传团结抗战、转败为胜、争取抗战胜利的思想。这两篇论文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结果,许多国民党军将领阅后无不深有感触。有的将领给杂志编辑部写信说,《赤壁之战》、《即墨之战》等论文读后“令吾深省”,文章可谓“切中时弊矣”。
  
  在此之后,郭化若开始细心研究《孙子》并准备撰写论文。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要思考《孙子》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以新的内容去充实。”
  
  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郭化若写了《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文并分三期分别刊载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上。有一次,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对郭化若说:“你写的孙子的文章蛮好的嘛,有些国民党军官向我打听郭化若是何许人,和郭沫若是不是兄弟?我说郭化若是我们共产党的秀才,是专家学者。”
  
  从此以后,尽管事务繁忙,郭化若始终没有停止过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与钻研,而且时常有新作问世。并且,他还对孔明兵法中一些重要的战略思想进行了研究,写出一文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再次在部队中引起反响。连国民党军中有些中下层军官都来信索要。最后,连他自己保留的一本也不知何时被人拿走了。毛泽东对此说:“好呀,写文章就是要有人看才算好啊!”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与读懂《孙子兵法》,郭化若从四十年代中期开始,着手把它译成白话文。经过近二十年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与辛勤奋斗,终于把《孙子兵法》全部译完,并将13篇内容重新编排,全国解放后,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以《新编今译孙子兵法》为书名正式出版。
  
  郭化若在研究《孙子兵法》上所取得的卓著成就,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赞扬和高度评价,他被一致认为是当代最有威望的《孙子兵法》研究专家。
  
  一碟韭菜:郭化若吃出不一样的味道
  
  1949年3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兵临长江,准备渡江直捣南京。中旬的一天下午,第9兵团政委郭化若和司令员宋时轮来到无为县临江坝第27军指挥所,检查渡江准备工作。
  
  晚上开饭时,炊事班长洪建军端来三菜一汤:一盘韭菜炒鸡蛋,一盘炒青菜,一盘竹笋炒肉丝,一大碗咸菜豆腐汤。
  
  27军军长聂凤智看到桌上的时鲜蔬菜,一脸惊讶,他忙走到前面,拉拉小洪的衣角,用眼示意,叫他出来。聂凤智问他:“小洪,你的本事好大啊,这些蔬菜你是从哪里搞来的?这可是江南才有的啊!”
  
  小洪没有答话,站在一旁的王团长笑着插话说:“军长,我们与江南不就是一江之遥吗?但是,江南和江北却大不一样了,这些新鲜蔬菜都是前几日晚上,我们的侦察员过江侦察敌情时,顺手牵羊搞来的,敌人没有遇见一个,敌情没有侦察到,却搞来这些副产品。首长们有口福,所以让首长们……”
  
  “不像话!你们破坏了群众纪律,过江侦察怎么能够拔群众种的菜呢?难道首长们……真是乱弹琴!”谁知王团长话还没说完,就被聂凤智批评了一顿。
  
  就在宋时轮和郭化若等见聂凤智外出疑惑不解时,从门外传来了聂军长说话的响亮声音,他俩走出来时,见王团长红着脸,低着头说:“我教育不够,今后一定加强对部队的纪律教育,保证不再重犯。”
  
  “好嘛,知错能改方君子。”郭化若笑着说。
  
  “这就对了,今天算是聂军长请客。以后过江,有机会找到主人,照价赔偿。”宋时轮拍着聂凤智的肩膀半开玩笑地说。
  
  随后,大家进屋围坐吃饭。郭化若望着韭菜,边吃边思索,他对聂风智说:“通过这件事,倒给了我两点启示:一是说明长江并不可怕,渡船工具齐备,完全可以渡过长江;二是南岸边的敌人并非铁板一样,只要侦察好地形,选择好登陆点,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的部队是可以登陆的。”
  
  “政委说的是。”聂凤智说完,又朝宋时轮看看后说,“司令员、政委,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派一个营去侦察,了解沿江纵深敌情、地形、水情、民情,选择突破点。”
  
  “我认为老聂所说极是。”宋时轮用赞许的口气说。
  
  “对,我们要在一碟韭菜上做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聂军长招待的这顿饭可是很丰盛啊。”郭化若接过宋时轮的话说,“聂军长的建议很重要,我认为派一支侦察分队携带电台插入江南,与江南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及时不间断地报告当面敌情,战役发起后再配合江南游击队接应主力渡江,一举多得,完全可以。我建议把这一设想立即上报总前委。”这一建议上报后,很快得到上级首长的批准。
  
  聂凤智在返回军部的路上,便与作战处长刘岩进行商量,谈了几点设想,一到军部又迅速与政委刘浩天研究,最后决定从军侦察1、2连和79、80、81师抽调3个侦察班,共300人,成立一支渡江先遣大队,任命242团参谋长章尘(亚冰)为大队长兼党委书记,军侦察科长慕思荣为副大队长,先遣渡江执行侦察任务。并从先遣渡江的实践中打破“木船不能渡江”的神话,消除官兵们的心理压力,提高部队渡江的信心与决心。
  
  在侦察大队渡江的前一天晚上,聂风智和刘浩天对章尘和慕思荣进行了交代。
  
  4月6日晚10时,天空一片漆黑,聂凤智和刘浩天来到江边,为渡江先遣大队送行。章尘和慕思荣带着全体人员告别了军首长,登上木船,向对岸驶去。大家齐心协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了约1个小时左右便登上了对岸。
  
  他们过江后,通过电台把成功登陆的喜讯报告聂、刘两位首长,并又很快报告了兵团首长。广大官兵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渡江的热情一下高涨了起来。
  
  章尘他们在戴公山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罗玉英,在她的带领下,他们一口气急行200里,在原新四军军部云岭镇,与苏浙皖游击队及沿江支队汇合。皖南山区的老百姓听说自己的队伍来了,纷纷奔走相告。他们像当年欢迎新四军一样欢迎解放军,腾铺让房、烧水做饭、送蛋送菜送粮食。先遣大队在游击队和群众们的协助下,建立了20多个工作站,对狮子山、舒家店、泾界等沿江一带的敌军番号、火力配备、兵力部署等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然后,他们将侦察到的敌情用电台源源不断地发回军部。军部又及时上报上级。
  
  他们的侦察工作得到了上级首长的夸奖。
  
  4月20日晚,当27军展开渡江时,先遣大队配合大队人马渡江,在敌占区以放火为记号,为炮兵指示射击目标,并突然从敌人背后先敌开火,搞得敌人莫名其妙,措手不及。他们夺阵地、占山头、割电线、捣毁敌指挥部,左冲右突,打得敌人心惊胆颤,惊慌失措。
  
  五十年代,有一部引起全国轰动的电影《渡江侦察记》,就是依据第9兵团第27军先遣大队的原型编写的。郭化若吃一顿韭菜竟引出一部优秀的电影来。
  
  东山岛战:破灭蒋介石反攻大梦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上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陈毅任主任,粟裕任副主任。翌日,又成立了上海市政府,陈毅任市长。
  
  28日,三野指挥部决定由第9兵团领导机关兼淞沪警备区领导机关,宋时轮兼任司令员,郭化若兼任政委、党委书记。上海市区和郊区划分为5个警备分区,分别由第20、第26、第27、第30、第33军各警备1个分区。
  
  1949年7月底,三野首长命令,第9兵团不再担任警备任务,由宋时轮率领兵团第20、第26、第27军进至市郊进行整训,准备执行解放台湾的任务。后由于情况变化,又执行其他新的作战任务。上海警备任务由第33军和第34军第100师、上海市警察总队、华东警卫团等部担任。同时,由第9兵团留下的一部分干部和第33军军部重组淞沪警备部队领导机构。
  
  9月10日,中央军委任命郭化若为淞沪警备部队司令员兼政委,林维先为副司令员,韩念龙为副政治委员,张克侠为参谋长,欧阳平为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上任后,领导和指挥警备部队开始了上海的反特斗争。
  
  1950年2月,天色阴沉,国民党“总裁办公厅”第七组所属的一个特务组织,利用天气变化在崇明岛海虹港抢劫一条驳船后,继续窜至上海作案,烧毁两座汽油库,并企图再劫走登陆艇。打入内线的我方侦察员在侦得情报后,里应外合,一举捕获敌正副大队长、副官、特务组长等67人。
  
  5月,蒋经国派遣的一个特务组织在沪东齐齐哈尔路的一个秘密据点召开会议。军法处一科的内线侦察员陈亮立即将情报报告军法处,瞿处长一边指示陈亮不要打草惊蛇,一边报告郭化若。
  
  郭化若得报后,立即命令第99师侦缉队消灭特务。侦缉队火速赶到特务据点,特务头头冷有钧还在张牙舞爪地进行反动宣传,突然间,“缴枪不杀”的喊声从天而降,40余名特务还没有明白怎么一回事,便都成了俘虏。
  
  9月22日晚,夜色如漆。上海开往崇明岛客轮“鸿生号”,像往常一样慢慢驶出。当客轮行至吴淞口附近时,已是深夜12时。此时,混杂在乘客中的20名武装敌特,一哄而起,抢夺解放军跟随客船的7名干部、战士的枪支、弹药,当场打死4名官兵,并将另3名战士捆绑。随后对乘客大肆进行洗劫。
  
  25日夜,当客轮驶至南通时,他们又极其残忍地将3名战士活活勒死。沿途还散发反动传单,并杀害当地4名小学教师、复员军人等,其行为嚣张,手段凶狠,令人发指。
  
  陈毅知道这件事后,十分震怒,指示郭化若要尽快消灭这帮敌特。
  
  郭化若与警备部队常委研究后,决定成立由韩念龙为组长、军法处瞿处长为副组长的指挥小组,率领军法处的同志会同南通专区办案人员,共同歼灭反革命特务组织。他们按照临行前制定的侦破方案,周密侦察,跟踪追捕,终于将号称“反共救国军长江纵队”的黄志英、洪建军等20名罪犯一网打尽。
  
  10月25日,当黄志英、洪建军等罪犯被押赴刑场处决时,郭化若指示将他们绑在汽车上游街示众,揭露特务们的滔天罪行,为牺牲的烈士和被害的老师等报仇雪恨。沿途的老百姓对狠毒的特务无不义愤填膺,大声高呼:“杀得好!杀得好!”
  
  陈毅对警备部队在短时间内侦破此案,非常满意,专门给郭化若写信表扬军法处的工作。陈毅在信中说:“反特工作成绩显著,特别是此案的侦破,起到了大大震慑敌人、教育人民的良好作用。”
  
  从1949年5月至1950年6月,淞沪警备部队军法处系统共破获50多种特务组织,侦破敌特案件和各类刑事案件3626起,抓获各种罪犯1.4万余人,各种枪支弹药2.3万余发(枚),电台14部,汽车15辆以及大批物资与器材,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作出了贡献。时任中央公安部部长、军委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的罗瑞卿对淞沪警备部队的肃特工作给予了大力赞扬。
  
  华东沿海海岸线长达9990余公里,为全国海岸线总长的67%。沿海有大小岛屿3300多个,大小港口900余处。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于1949年10月解放了华东全部大陆,1950年7月前先后解放了长山列岛、平潭、厦门、东山岛、舟山群岛和嵊泗列岛。但是,国民党军以福建的金门、马祖、白犬列岛和浙江的上下大陈、渔山、披山、洞头等20余个岛屿为主要据点,利用海军舰艇配合土匪特务武装,采取“以大吃小、捞一把就走”的手段,进行海盗式袭击,并派遣特务潜入大陆,搞破坏和刺探情报等活动。
  
  在敌情复杂、边防部队人员不足、武器装备较差的情况下,郭化若发出了“加强海防战备,巩固领海治安,相继进剿闽浙沿海残敌,并随时准备对付国防作战”的命令,公安部队开始进行打击残敌和袭扰窜犯敌人的斗争。
  
  1952年10月已是残秋,5日傍晚,太阳渐渐黯淡了。这时,国民党“反共游击总队第二大队”近800余人,企图冲破解放军的防备,冒险从南镇登陆。解放军守备第79团一个排发现敌人后,立即以火力猛烈打击敌人,敌人尚未上岛便丢下29具尸体,溃逃而去。
  
  12月13日,国民党“南海三中队、突击部队”500余人,企图从福建六鳌登陆,高度警惕的公安第80团第9连一个排全体官兵,不畏强敌,利用岛上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消灭敌人70多人,坚守住了阵地。
  
  两次战斗歼灭敌人近百人,以少胜多,鼓舞人心,指战员产生了盲目乐观,麻痹轻敌的思想。
  
  一次,部队在进剿鸡冠山、洋屿上的国民党残敌时,第17师第50团的两个连由于事先没有侦察敌情,思想上也未作充分准备,加之连队之间协作不佳,通讯中断,在进剿展开后,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结果造成180余人伤亡,教训深刻。
  
  郭化若得知失利消息后,心情非常难过,他在召开的各师领导会议上说:“进剿鸡冠山、洋屿失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沉痛的教训,虽然是大家在战斗中轻敌、麻痹,可是,由于我们领导教育不力,没有及时给大家提个醒,说明我们领导的工作还很不够啊。这个责任,首先在我,我向大家……”
  
  “我是政治委员,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承担。”许建国打断郭化若的话说。
  
  第17师的两位领导听司令员、政委这么一说,脸上火辣辣的,马上站起来向两位首长说:“司令员、政委,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我们向党委作检讨……” .
  
  “大家不要争了。我希望的是要大家吸取教训,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岛屿防御,增强部队的作战能力。”
  
  1953年2月,郭化若与政治部秦化龙副主任带领工作组和文工团,到福建边防部队进行检查和慰问。
  
  郭化若在东山岛检查时,发现该岛处于福建和广东两省交界地带,又是两省海上的交通要道,离国民党军占据的金门岛很近,容易遭敌人的突然袭击。熟知兵法的郭化若,对布防要点进行分析和部署,要求驻守该岛的部队加强防务,福建省军区的领导听了他的分析后,都深感加强该防御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为此,负责守备的公安第130师领导,按照郭化若的指示,及时调整部署。他们增加兵力,由1个营增至1个团,储备粮弹饮水,周密制定多种作战方案,并经常开展战备教育,做好随时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准备。
  
  在历时1个多月的检查和慰问过程中,郭化若走一路,看一路,除慰问广大守岛官兵外,他还要求同志们在积极防御国民党军的窜犯时,“以岛为家”,发扬艰苦创业的作风建设岛屿。
  
  7月15日晚上9时,国民党军打着“以大吃小,速战速决”的如意算盘,出动第19军45师及第18师53团,第75师一个无后座力炮连,突击第一、第二大队,海军陆战队与南海纵队各一部,伞兵1个支队,舰艇13艘,由第19军军长陆静澄指挥,企图以优势兵力,在海、空军及空降兵的配合下,“围歼”东山岛我守备部队。
  
  敌人于16日拂晓抵近东山岛海面,从湖尾和亲营至白埕及东山岛北部三路登陆。来势凶猛的敌人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守岛部队观察得清清楚楚。
  
  第80团1200人,在团长的指挥下,立即采取战前制定的“遇敌万人进犯时,由前沿小部队节节阻击,予敌杀伤,打乱敌部署后,坚守阵地,在增援部队配合下一举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案,各前沿分队先敌3小时行动,占据指定地点,做好一切准备。
  
  当敌人气势汹汹地接近火力杀伤范围时,各分队向敌人突然开火,一时吓得国民党军慌了手脚。
  
  就这样,守备部队在岛上反复地击退了敌人连续猛烈的攻击,守住了阵地,争取了时间,在增援部队的支援下,对敌发起了全线反击,到17日18时30分胜利结束战斗。
  
  东山岛一战,毙伤国民党军2477人,俘842人,击沉小型登陆艇3艘,击落飞机2架,缴获一批武器和弹药,残敌登舰狼狈溃逃。
  
  国民党进犯东山岛是其反攻大陆计划的一部分,公安部队取得反击战的胜利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给予了赞扬和嘉奖。
  
  郭化若对东山岛一战的胜利,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当即写了一首七绝《东山岛战斗》以表庆贺:
  
  硝烟密锁凤凰山,尸满阵前敌胆寒。
  
  倘使豺狼重豕突,不教片甲得生还。
  
  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公安部队歼灭国民党军“国防部反共救国军”、“自由军十纵队”等武装70多个,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妄想利用沿海地段“保存实力,待机再起”的阴谋,海防安全进一步得到巩固。
  
  1955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新的军事战略,决定将全国战略区进行重新划分。4月1日,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定,华东军区改编为南京军区,郭化若被任命为副司令员,离开了他工作了6年的上海。
  
  1973年12月,中央军委任命他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82年,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对军事科研痴心不改,继续发挥余热,写了一批军史文章。
  
  1995年11月26日4时14分,一代儒将郭化若逝世,享年91岁。Q
  
  (摘自((十大参谋长>,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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